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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十七年”文學中的農民形象建構對策與深層機制

論文導讀:過活躍借貸、買稻種、新法栽稻等事件,決然地分成了兩個“陣線”。而在兩條路線上猶豫徘徊的農民梁三老漢則更傾向于后者。與兒子梁生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農業互助組發社會主義大“家”不同,梁三老漢對待社會主義革命上,經歷了抵觸、懷疑到理解直至皈依到共產主義信仰的曲折歷程。最終,蛤蟆灘的貧民在梁生寶這一引路人的帶動下

“十七年”文學中的農民形象建構策略與深層機制摘要 “十七年”文學中的農村題材小說,寫作人數、作品數量都首屈一指。這是對“五四”以來鄉土文學的延續,更是“時代精神”感召下的創新。本文從形象分析入手,以“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經典作品為例,從歷史和人文的多維角度解讀“十七年”文學中農民形象的建構性理由。
  關鍵詞:“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 政治意識 農民形象 建構策略與深層機制
  從1949年建國到1966年“文革”爆發的文學書寫,被界定為“十七年”文學。“十七年”文學作為“社會主義文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自己獨特的文學想象方式昭示國家意識形態對文學敘事權力的掌控。小說無疑在這一時期占有相當地位。這一時期的小說,就題材而言,主要集中在農村題材和革命歷史題材上,主要描寫了農民由個體私有制向集體公有制轉變的全過程。
  進入新時期,文壇開始總結農村經濟失敗教訓。人們否定“文革”的同時,對“文革”前的“十七年”文學也產生了質疑。這其中既有在歷史演進過程中尋求心理補償的驅動,亦有對這一特殊歷史的再度反思。
  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貧窮落后的新中國在成立之初,除了可借鑒前蘇聯的實踐經驗,并無他法。所以,作家的創作只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各個歷史階段國家指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政策條文,這是國家意志力的體現;二是來自實際生活中的普通人民群眾,這是民間的價值標準在文學與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國家意志“共名”時代,作家從感情上接受了這是一次廢除土地私有制的偉大革命。所以,“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在一定作用上保留了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和美學價值。“十七年”文學是“社會主義文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自己獨特的文學想象方式昭示國家意識形態對文學敘事權力的掌控,農村題材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便成為承載這一時期政治意識形態的有效符碼。
  作為農業大國的新中國,農民最為迫切要求解決的是土地理由。“十七年”文學中農民形象塑造大都是以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等作為活動背景的。同中國現代文學語境中鄉土小說敘事中的農民形象相比,他們雖然尚未完全擺脫閏土、阿Q等優秀典型的歷史胎記,但確實明顯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
  一 人物設置模式類型化
  在對待農業合作化等運動上,作家毫無疑問是站在與時代共名的立場上的。小說的基本構思、人物設置,包括階級斗爭的形式,都保持了與國家意志下時代的高度一致,主要正面人物往往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高大全”。在人物的設置上,“十七年”文學顯現出鮮明的類型化模式:有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成長的一代新人,也有頑固保守的“舊人”,還有猶豫徘徊的“中間人”。三種類型化的人物形象設置,實質上寓意了三種不同路線的對比。在人物性格上,他們也被作了單一化的處理。
  例如,在柳青的《創業史》中,塑造了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新式農民英雄人物梁生寶,舊式農民姚世杰、郭士富和郭振山。他們通過活躍借貸、買稻種、新法栽稻等事件,決然地分成了兩個“陣線”。而在兩條路線上猶豫徘徊的農民梁三老漢則更傾向于后者。與兒子梁生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農業互助組發社會主義大“家”不同,梁三老漢對待社會主義革命上,經歷了抵觸、懷疑到理解直至皈依到共產主義信仰的曲折歷程。最終,蛤蟆灘的貧民在梁生寶這一引路人的帶動下,通過農業互助組擺脫了困窘的生活。浩然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中,作者以劉祥為典型,申述農民如果不走合作化的社會主義大道,就面對失去土地、淪為佃農的危險,從而肯定走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李凖的短篇《不能走那條路》、《李雙雙小傳》、《耕耘記》,以分得土地的“翻身農民”出現的“兩極分化”來證明農業集體化的正確性。這種政策圖解式的敘事和農業合作化的政策宣講一致,具有宣傳合作化運動、勸說農民入社,擁護合作化的政策目的。
  二 被寄予濃重的階級意識
  近代中國,處在社會底層的農民飽受三座大山的壓迫。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爆發,使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意識空前增強。中國 帶領中華民族共同抗日,推翻了農民身上背負的枷鎖,解決了農民最為關心的土地理由。因此,在時代的演進中,隨著農民對中國 認識不斷地深入,“沒有 ,就沒有新中國”成了此時農民自覺的共識。
  國際環境上,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采取了仇視態度。這同農民建設美好生活的愿望相違背,農民要求鞏固既得利益捍衛革命成果的愿望也顯得更加強烈。
  中國現代文學語境中被書寫出的鄉土文學文本中,農民大都是作為受苦受難的對象“粉墨登場”,連最基本的人格尊嚴和存活權利都被剝奪殆盡。他們并沒有意識到或者不能意識到自己痛苦和悲劇命運的根源,對待苦難只是逆來順受。即使極力反抗,也不免歸于失敗。所以作家在塑造這一時期農民的形象時,凸顯他們善良淳樸品德的同時,更側重于體現他們身上麻木、愚昧和落后文化心理成分的批判。在鄉土文學的傳統里,中國農村社會同其文化觀念聯系在一起來反映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廣大農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從魯迅筆下的阿Q、閏土、祥林嫂等鄉土農民形象,我們不難想象魯迅是怎樣以痛切的批判勞苦大眾在自我斗爭中的精神枷鎖。誠如魯迅所言:“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這一時期作家創作的目的。
  所以從這個層面上看,“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所極力表現的是農民積極樂觀的精神狀態。即便是偶有矛盾、徘徊等不協調因素,最終仍然會賦予大團圓的結局。正如批評家比較魯迅和趙樹理:“魯迅固然是陰郁的,但老舍、丁玲比他更陰郁。而趙樹理所描繪的農村生活,即便是在令人心酸的抗日戰爭或國內戰爭中,仍然是穩定而明朗的,前途總是會放射出明朗的光輝,農民安居樂業,優哉游哉。”
  “十七年”時期,土地革命將存在了幾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廢除。農民分得了土地,在翻身之后成為了國家的主人,對社會主義制度是衷心擁護的,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也勢不可擋。作家對農民落后文化心理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弱化。例如,在《創業史》中,以梁生寶為代表的農民探索農業或作畫的道路,實際上就是對社會主義農村改造的展現,作者所要傳達的正是對這一理念的演繹。 全文地址:http://www.kndxro.tw/xcxlw/lw48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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